湖南大学考研，湖南大学考研分数线
图|湖南大学
坐落于湖南省长沙市的高等学府——湖南大学，有着悠远的历史。
这所大学起源于我国古代史上赫赫有名的四大书院之一岳麓书院，1926年定名为省立湖南大学。在动荡混乱的近代历史上，它几度易名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中共的创建者和早期领导人之一李达先生任校长，领袖毛主席为其亲笔题写校名。
鲜为人知的是，李达曾提出建议：是否可以把“湖南大学”改名为“毛泽东大学”？当时毛主席是如何回应的？
图|岳麓书院
李达何许人也
李达与毛主席同为湖南人，他们不仅是老乡，而且都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，他们共同经历摧毁旧社会、建立新中国的伟大革命。
李达比毛主席大3岁，1890年，他出生湖南零陵的一个佃农家庭。15岁时，成绩优异的李达考取当地一所颇有名气的学校——永州中学（今永州一中）。
他在永州中学读书4年，毕业后在父亲的支持下考上京师优级师范学堂（今北京师范大学），并于1913年以第二名的成绩考取湖南留日官费生。
不过因为身体不适，李达抵达日本后又无奈放弃这留学机会，直到4年后，他第二次远赴日本读书，顺利考入日本第一高等学校理科。
学业有成的李达和许多年轻人一样，看到战乱频仍、动荡不安、民不聊生的祖国，想用自己所学报效国家。
图|李达
那么该如何救国呢？毛主席想过“教育救国”，梁启超追求“实业救国”，孙中山则走上革命道路。
面对未知的前路，李达深感迷茫与苦恼。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，让他看到全新的希望。
五四运动1919年爆发，迷惘中的他瞬时看到拯救祖国和民族命运的转机，他开始致力于研究、宣传马克思主义。
虽然还未曾归国，但李达在日本撰写《什么叫社会主义》、《社会主义的目的》等文章，寄到上海的国民日报，予以发表。
他在文章中已初步流露出建党的思想，1920年从日本回国，他就开始筹备建党的活动。
图|李大钊与陈独秀
与此同时，陈独秀、李大钊也在相约建党一事。
这一年，李达在上海见到仰慕已久的新文化运动发起者陈独秀，尽管是初次谋面，但在建党一事上，二人的想法不谋而合。
关于如何组织共产党？如何开展社会革命？等各种问题，李达与陈独秀想法一致，聊起来也是格外投机。
那时候，李达就住在陈独秀寓所的亭子间，陈独秀、李达、陈望道、李汉俊、俞秀松、沈玄庐、施存统、陈公培8人组成“中国共产党发起组”，认真筹谋关于建党的事宜。
关于“共产党”这个名字，是陈独秀在征求李大钊的意见后最终确定的，陈独秀给李大钊写信，考虑是否要叫“社会党”，事实上此前发起组织时很长一段时间都叫“社会党”，陈独秀在撰文《对于时局的我见》中，便是称呼“社会党”。
后来在李大钊回信，一锤定音，决定要叫“共产党”，陈独秀也采纳了这个意见。
陈独秀在自己的寓所成立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，李达就秘密从事马克思主义相关著作和文章的翻译、写作工作。
图|王会悟雕像
中共一大会议在上海召开前，李达负责会议筹备工作，他要负责写信给北京、武汉、广州、济南、长沙等地的共产主义组织。
而早在1920年11月，年轻的毛主席已经在湖南创建共产主义组织。李达通知开会的信件，正是寄给在长沙开办文化书社的毛主席。
毛主席、何叔衡等湖南代表一接到李达的同志，立即启程前往上海。毛主席一行抵达上海后，由李达妻子王会悟负责给他们安排住处。
一直到7月23日，来自各地的代表才全部聚齐。中共一大原本在李汉俊的住处召开，这是王会悟千挑万选的地方，也比较安全。
但众所周知，会议召开过程中遇到警察突然搜查，经王会悟建议，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举行，中共一大的召开，解决了很多问题，也正式宣告了共产党的诞生。
毛主席说：“中国产生了共产党，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。”
而李达，为这次“大事变”做了诸多工作。在中共一大召开工作中，李达、毛主席这对老友也结成志同道合的朋友。
图|青年毛主席
毛主席回到湖南后，担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，领导长沙、安源等地的工人运动。1921年8月，共产党初创，为更好地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、培养革命干部，湖南自修大学正式成立。
毛主席任驻校校董兼教务主任，他邀请李达回湖南来，担任湖南自修大学的校长。
李达应毛主席之邀，带着妻女从上海转移到长沙，与毛主席杨开慧夫妇一同住在清清水塘，两家人的关系十分紧密。一向幽默的毛主席赞扬王会悟：“你是很有魄力的一个人，敢到这个地方（指南湖）去开会。”
在湖南自修大学，李达负责主持全校的教学工作，而王会悟则担任英语教员。
学校会时常邀请各界人士到校讲学，也欢迎进步知识青年、工农青年前来学习。像湖南最早的一批共产党员，毛泽民、夏明翰、李维汉等人都曾在湖南自修大学读过书。
学生们立志革命，在专心读书、研读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同时，积极投身学生运动、工人运动，并公开反对湖南军阀赵恒惕。
也因为这样，因为学校鲜明宣传马克思主义、还开展反对赵恒惕的斗争，湖南自修大学开办没多久，就于1923年11月被赵恒惕使用武力强行封闭。
图|毛主席
二十世纪二十年代，当毛主席领导秋收起义、率领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、从此踏上一条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”的革命之路时，李达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险恶环境中，坚持著译马列主义理论著作，先后在武昌中山大学、上海法政学院、上海暨南大学、北平大学等多所高等学府任教，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。
因各种原因，他离开了党组织，却坚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阵地，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。
他用心血撰写出《辩证法唯物论教程》、《社会学大纲》等书籍时，毛主席已经领导了多次反“围剿”斗争、并历经二万五千里长征、带领广大战士扎根陕北。
李达特意将自己新出版的书籍托人带到陕北去，送到毛主席手中，他乐于给老友分享自己的著书。
毛主席惜书爱书，对李达的心血之作更是如获至宝，他一字一句读完李达的书，尤其是那本《社会学大纲》，毛主席就读了10遍有余，做了许多批注，他深受李达书中思想影响，不仅如此，他还号召许多干部也学习此书。
毛主席盛赞李达的书：“这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”，更赞李达为“真正的人”。
二人虽在不同的阵线，却有着共同的革命信仰。
图|李达
毛主席在陕北时，还惦记着李达，希望他也能来延安，1939年李达在受冯玉祥之邀赴重庆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时，毛主席、周恩来特意派一位学生询问李达：“是否愿意去延安？”
李达毫不犹豫地表示：“只要有一碗饭吃，我都愿意去。”
毛主席与李达都心向彼此，可奈何，李达此行并未如愿。
当时博古得知李达的态度，误会李达是在讲条件，于是怒不可遏地表示：“去延安干革命，还讲什么条件？”李达因此没能去成延安。
此事发生时，周恩来正在苏联治病，等他从国外归来，得知这一情况十分惋惜，周恩来博古：“干革命难道就不吃饭吗？李达这个话的意思就是无条件地愿意去延安嘛！”
周恩来只觉得遗憾，李达未能成行的事情传到毛主席耳中，他同样倍感可惜。
李达没有去延安，便继续在教育领域深耕，抗日战争结束后，1946年，他在家乡创办辅仁小学，并亲自担任校长。1947年起，他又在湖南大学法学院任教。
图|毛主席、周恩来在延安
毛主席从未忘记过这位老朋友，这位昔日共产党的创建者之一。
1948年，随着人民解放军的节节胜利，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已经是岌岌可危，毛主席在西柏坡给李达写了一封信，信中他言辞恳切地表示：
“吾兄乃本公司发起人之一，现公司生意兴隆，盼兄速来参与经营。”
显而易见，毛主席信中所说“本公司”，指的就是党组织。他希望李达也能一起分享革命即将胜利的果实，而李达在接到毛主席的信件后，更是难掩心中兴奋。
图|毛主席
建国后的毛主席与李达
1949年3月，北平已经和平解放，党中央从西柏坡转移至北平，毛主席被贴心安排住在香山双清别墅。
毛主席电令华南局，要他们护送李达到北平。1949年4月，李达离开湖南长沙，辗转多地，最终于5月中旬抵达北平。
阔别多年，在新的历史时期，毛主席与李达这对老友加挚友，终于能够再次见面。
李达抵达北平的几日后，就收到中共中央办公厅打来的电话：毛主席要在香山寓所，请他做客并长谈。
图|李达（左二）
要见毛主席的这天，李达早早吃了晚饭，等过了七点多，一辆小轿车专程来到他入住的北京饭店，接他到香山。
李达到来时，毛主席亲自出门迎接，他笑着握住李达的手，问：“鹤鸣兄（鹤鸣，是李达的号），多年不见，你可好吗？”
“润之，你还是那样热情、奔放和乐观呀！”李达握住毛主席的手，真挚说道。
听过李达的话，毛主席笑言：“鹤鸣兄，现在是‘钟山风雨起苍黄，百万雄师过大江，虎踞龙盘今胜昔，天翻地覆慨而慷’啊，我们把那位委员长的风水宝地都占领了，你说我能不高兴吗？”
他吟诵的，正是他自己的诗作。他拉着李达往里屋走，并告诉身边工作人员：“我这位客人你们就不要管了，今年我们得好好谈谈喽。”
图|毛主席与李达
两人相邀着坐下来，毛主席开口就关怀李达：“鹤鸣兄，屈指算来，一晃眼，我们就分别20多年了，这20多年你是怎么过来的？”
“润之，往事不堪回首，真是一言难尽。”李达长叹一口气，向毛主席讲述自己多年来办学、并受国民党特务监视的遭遇。
而毛主席也向李达讲述自己多年来艰苦的斗争历程，怎样赶走日本侵略者？怎样埋葬蒋家王朝？如今的“胜利果实”是经历了多少的辛酸与艰苦才得来的。
李达还向毛主席汇报湖南的形势，向他转达程潜决心和平起义、走人民道路这一情况，李达也致力于为此添砖加瓦，毛主席为此而高兴。
当天，二人侃侃而谈，畅聊许久，一聊就聊至深夜。
图|毛主席与李达
那时李达才胃穿孔出院不久，等到时间晚了，再加上连日来的舟车劳顿，他的身体已经支撑不住了。
毛主席看出李达的疲惫，赶紧说道：“鹤鸣兄，看来你确实是困了，今天已经很晚了，你就随便一点，到我床上睡吧。”
李达忙着推辞，最终却还是拗不过毛主席。他最后只好表示：“润之，那我就不客气啦，你可不要说我随便在党的主席床上睡觉啊。”
毛主席回：“哪儿来那么多清规戒律，还是像我们在长沙办自修大学一样，彼此宽松一些，随便一些吧！”
这天晚上，李达就睡在毛主席的床上。
图|李达
1949年12月，新中国成立两个月，在毛主席、刘少奇、林伯渠、李维汉等老朋友的见证下，李达重新加入党组织。
他万分激动：
“从此我‘守寡’的日子终于结束了，我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，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！”
建国后，李达继续在教育领域深耕，先后任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副校长、湖南大学校长、武汉大学校长等职。
毛主席当年是从湖南走出去的，考虑到毛主席为新中国作出的不可替代的贡献，李达曾提出建议：是否可以把“湖南大学”改名为“毛泽东大学”。
要知道，毛主席是一个淡泊名利的人，他一直强调的是为国家、为人民奋不顾身的工作，而不是去追逐名利。就教育自己的儿女，他也向来以普通人视之。
他是万万不愿让自己的名字与百年高等学府挂钩的。因此，对于李达的提议，毛主席当即表示坚决拒绝。
图|毛主席像
事实上，许多中央领导人都保持着大公无私的伟大品格，鲜有人以名字命名，在近代历史上，也只有牺牲的中国工农红军高级将领刘志丹，其家乡陕西保安县改名为“志丹县”；
还有为纪念牺牲的八路军高级将领左权，辽县易名左权县；这些都是为了纪念英雄。
而更改大学的名字，是毛主席万万不愿意的。
当然，名虽未改，但橘子洲头的毛主席像、天安门广场的毛主席纪念堂……千千万万的痕迹都足以证明，后人绝对不会忘记这位伟大领袖！
湖南大学考研(湖南大学考研分数线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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